出自027

漢口俄租界俄哈路9號

資料：詹天佑故居：漢口洞庭街51號，原漢口俄租界俄哈路9號。1988年和1992年，湖北省武漢市組織有關人員考查了樓房的建築歷史檔案，詹天佑故居的文物價值得到了武漢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的確認。 1993年，作為武漢市第一家科技名人紀念館——詹天佑居對外正式開放，同時在故居內設武漢市文物管理辦公室。

漢口俄租界與英租界緊鄰，在「漢口租界示意圖」上，這兩個租界的分界線劃在合作路和蘭陵路之間。十九世紀末俄租界劃定，租界內的建設隨之而起，不用幾年的功夫就後來者居上地變成了一塊商埠和居屋並存的繁華之地。

一條窄窄的長街沿著長江的流向從這一塊地面上橫穿而過，經過俄租界的這一段名「俄哈路」（今洞庭街）。二十世紀初，詹天佑來到漢口，將住宅建在在合作路和蘭陵路之間的俄租界地面上，當年門牌號碼為：「俄哈路9號」（今 「漢口洞庭街51號」）。

2001年11月，電影《詹天佑》首映城市選在武漢，因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在漢口生活了七年，直到1919年病逝。但是在中國，很少有人知道這一段歷史，包括武漢人自己。

提到詹天佑，必然要提到中國早期的鐵路建設，因為他的一生都和鐵路緊密相連，因為一條京漢鐵路，所以他才來到漢口。那麼，在這一個篇章的開頭，我們還是先來談談鐵路吧。

1864年，一個名叫斯蒂文的英國人提出一個「以漢口為中心，修築全國四大鐵路幹線」的設想[1]，第一次把武漢三鎮擺到了一個有重要發展前景的城市的地位。雖然這英國人的「設想」是充分地考慮到他們國家自身的殖民利益的，但是無論如何修鐵路總是一件大好的事。

1889年，兩廣總督張之洞上書清朝廷，力排眾議，爭取到「在中國腹地的鐵路修築權」。同年，他調任湖廣總督，來到武漢主持修築蘆漢鐵路——北京北郊盧溝橋至漢口的大鐵路。

1906年，對於武漢人來說應該是一個大日子，漢口至北京正陽門全長1214.49公里的鐵路全線建成通車。那天，慈禧也挺高興，畢竟是在中國國土上修築的第一條大鐵路，派了直隸總督袁世凱來漢口和張之洞一道舉行驗收儀式，並改「盧漢鐵路」為「京漢鐵路」。

京漢鐵路，貫通中國南北交通的一條大動脈。原先，從漢口到北京，走陸路驛站，馬車緊趕慢趕，最快也得二十八天，有了鐵路之後，乘火車時間為三天，如是快車只需三十六個小時，與先相比，一路上簡直就如同風馳電掣——鐵路的鋪設標誌著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科技現代化時代的開始，從此漢口更是一躍而居中國城市商業貿易發展的前列。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全力振興他一貫倡導的實業救國的宏圖大略，這個宏偉藍圖的第一個規劃就是主持設計全國鐵路圖。長年身處海外的他，親見了鐵路運輸在西方大工業發展時期所顯示出的巨大的推動力。例如美國因為修築了橫貫東部和西部的三條大鐵路，從此飛速地改變了北美洲蠻荒封閉的歷史。

1912年，孫中山視察了粵漢鐵路總公司，與公司當時任總工程師的詹天佑相遇。一個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和一個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偉大的工程師就這樣相識了，那一天，他們或許都有一見如故的感覺。之前，他們所走的人生之路不盡相同，但是對於國家發展和建設關注，使他們今天有了太多的共通之處。那一天，他們談得很投合很默契，孫中山當即發出了邀請，請詹天佑到他新設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任職，他很欣賞這位面容憨厚眉宇深沉的留美鐵路工程師，很早就聽說過他在山海關外修築鐵路的了不起的業績。他明白，像這樣卓越的技術才幹，正是羸弱貧病的中國所急需的。

同年，詹天佑任漢粵川鐵路總公司會辦，后提升為督辦，來到武漢，主理修築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的具體事務。

鐵路工程技術人員從來都是以四海為家的，何況當時他身兼粵漢鐵路總公司負責人的職務。1912年他來漢口，和他同來的還有妻子和孩子。

洞庭街是一條在十九世紀中後期建起來的老街，與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平行，緊臨沿江大道，由現在的江漢路步行街（過去的歆生路）開始，貫穿老漢口的英租界俄租界和法租界。順著街口往下走，穿過整個英租界，過天津路、合作路之後便進入俄租界，此間經過詹天佑故居，街道兩邊的建築很漂亮，有洋行大樓、公寓、公館、有花園別墅、商店、電影院，環境幽雅而安靜，即使是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這條街也屬於漢口的富人街區。

2001年夏天，當我經過洞庭街上段的某一街區，舉目所見儘是一片破敗和蕭條。

街邊很多火鍋店，街道地面很油膩，老舊的混凝土建築的洋樓被拆毀了，剩下半拉子石灰磚牆在路邊豎著，灰飛土揚的。年久失修的磚木結構老式公寓房，牆面斑駁、門窗頹朽，矇著塵土和油垢。菜市場的菜攤擺到了洞庭街的街心，汽車過不去，騎自行車的也得下地推著車走，來來往往的都是拎著大大小小塑料袋買菜的居民。菜市場往前一段的街面上乾脆堆起了垃圾，煤屑菜皮剩飯，渣滓污穢四下散落。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城市中心向中山大道和解放大道那一頭轉移，這塊地面上的商家和辦公機構逐漸搬遷，住這一帶的居民逐漸離開，最後剩下一些老房子和一段老街沐在風雨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半個世紀過去了——老房子愈來愈舊，老街愈來愈老，最後剩下的就是我在這個夏天看到的這般景象……

街邊出現一扇黑鐵門，黑鐵鏤空花門扇和門柱，柱子頂上裝著復古式的六面體玻璃街燈。門兩邊各建有一幢式樣醜陋的簡易水泥房。黑鐵鏤空花的大門右側掛一塊木牌，上寫「武漢市文物管理辦公室」幾個大黑體字，旁邊的水泥牆上鑲嵌著一方白底綠字刻石——「詹天佑故居」」

鐵門裡邊有一方小小的院落，院落里有一幢大房子，兩層樓，灰白相間的牆面，開著大大的長窗，正門對著小街，門前幾級石頭台階。

這幢房子由詹天佑親自設計，所以，「詹天佑故居」的歷史價值並不僅僅只是詹天佑曾經在這裡邊住過而已。

1912年，詹天佑來到漢口，在俄哈路買了一塊地，建起了一個家。二十世紀初的俄哈路是一個美麗幽雅的街區，絕對不似今天我看到的這般頹廢蒼涼。詹天佑親自畫圖設計親自監督施工，房屋很快樹立起來。兩層樓磚木結構的西式樓房，正面大門朝街，前有庭後有院，樓房門前以庭院和院牆與街道相隔，一個鬧中取靜的典型的獨立式庭院住宅。

在這幢漂亮的大房子里，詹天佑本來打算居住得更長久一些，可是沒有能如願。他在漢口生活了整整七年，這是一段時間不能算是太短。那一天，在詹天佑故居陳列館，零零星星地，我了解了一些有關這所房子和房子當年的主人的故事……

1919年，詹天佑在漢口病逝，第二年，詹夫人帶著孩子離開了漢口，房子歸屬了一個比利時人。關於這位外籍屋主的情況在武漢市的文史檔案查不到，沒有人清楚這位西方人的來歷以及後來的去向。

根據居住在這一地區的老住戶回憶：抗戰時期，詹天佑公館曾經被戰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使用過，當時南京失陷，日軍出動大批飛機加緊轟炸武漢。從1937年秋，至1938年10月25日止，日機入侵武漢六十一次，投彈4590枚，炸死居民3389人，傷5230人，炸毀建築物4900餘幢。在大轟炸期間，這所大房子臨時地充當了戰時急救中心，一樓每一間房間連同走廊都擠滿了被日本飛機炸傷的外國僑民和漢口市民。日本侵華戰爭時期，居住在漢口原租界區（當時稱為特別區）的外籍僑民與中國百姓的從心理上保持了協同一致。由這一片斷，可以推想到詹公館後來的屋主，也就是從詹夫人手裡買下房子的那一位比利時人大約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將房子暫時騰出供戰時緊急救援服務。另外一個推想就是，也許由某一團體出面臨時徵用作為國際紅十會的緊急救援場地。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曾經在漢口居住的外籍僑民陸續離開中國，這位比利時人也不例外。資料記載：湖北省政府從這位比利時人手裡贖回了這幢小洋樓，撥給湖北省五金礦產進出口公司作為職工宿舍一直到1993年。

據目擊者介紹：1993年，湖北省政府向湖北省五金礦業公司收回小樓籌辦詹天佑故居陳列室。當時，在這幢老房子里居住了多年的一批住戶剛剛搬遷，樓房內外蒼夷滿目，一幅劫後餘生的圖景——詹公館當年的氣象蕩然無存，眼前殘存著一個貧窮拮据的時代的印跡。

湖北省政府撥專項款，將這幢老房子重新修整還原成當年的模樣。

二、1912年—1919年，詹天佑和漢口

資料：漢口詹天佑故居：建於1912年，坡狀紅瓦頂西式二層樓房，坐西北朝東南，樓房佔地面積280平方米，連同前後院共約780平方米，門前搭有花架。

1878年，詹天佑在美國耶魯大學菲爾德理工學院讀的是土木專業系。給自己設計一座大屋，可能是他年輕時候的夢，這個夢終於在他五十一歲的那一年變成了現實。那一年在漢口，他好想要一個家。

那一年，在漢口，他和他的五個孩子，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去照相館裡照了一張像，全家人坐在一起，面對著那一架用黑布矇著的攝影機，認真而專註的神情——詹天佑總是很嚴肅的——沒有人對著鏡頭笑，他和他的孩子，那樣一種嚴肅端莊的神情，父親和孩子，神情非常一致。在二十世紀初的一家照相館，把凝注了好多年的一個家庭的情感和希望留在膠片上，希望有一個溫馨的家，希望過一種安定的生活，一家人從此幸福地聚在一起。

在我的印象中，詹天佑一直是中小學教科書上的一個「範例」，是一個「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位反擊帝國主義干涉和制約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所以人們非常強調他修築京張鐵路的業績，而很少提到後來由他主執的「漢沙」、「粵漢」兩條鐵路的修築工作。翻開中國近年的中學生教材《中國近代現代史》，裡邊有一句話很能夠說明問題：「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清政府開始擴充鐵路。到清滅亡之前，共完成鐵路線4300多公里。其中，除詹天佑指揮修建的京張鐵路外，其餘幾乎都是由外國人出資和設計修築的。」

很多年來，我們就是根據這樣一條簡單的思維軌跡來了解詹天佑的，所以，關於他一生的事迹，他一生較為完整的人生經歷和工作業績，也許就這樣地被人們忽略了，其中包括了他在漢口生活七年的這一段歷史。

在通俗的歷史普及讀本中，很少提及詹天佑後期對中國鐵路修築史的貢獻。書中避免這樣的話題，即當時中國的鐵路建設完全脫離不了西方各大勢力的參與，因為除了我們在中小學生教科書裡邊大加宣傳的京張鐵路以外，詹天佑後期所從事的中國鐵路修築計劃，從資金到技術，最重要的是鐵路的管理許可權，無一不是和西方國家的合作——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政體腐朽，經濟落後，科技落後，長期戰亂，政局動蕩，國力空虛——這樣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任何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建設，企圖脫離西方國家的控制，依靠自身力量獨立完成是完全不行的。如果有那樣的設想，也只能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

其實外國資產的本身並不代表什麼，即使是在政體獲得了獨立主權和民族平等的情況下，利用外國商家的投資仍然是一個國家發達的重要的出路。由於中國普及教育中一貫強調的「民族主義」的教學思想，人們在提到詹天佑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的時候，總是片面地只談清朝末年修築的「京張鐵路」，而很少提及民國初年「漢沙鐵路」和「漢宜鐵路」。這對於一個滿腔愛國心但是又無力改變當時社會大環境的鐵路工程師來說是極不公平的——詹天佑在漢口的一段歷史，所以被人有意識的忽略了好多年，也許包含了我上面提到的這些原因。

故居的陳列館裡有一張照片，在美國拍的。詹天佑參加了在紐黑文市的中華留學生的棒球隊，當時他還不滿二十歲，小孩子一樣的天真活潑好動，那時候他也許還是一個性格活潑的大學生。回國后，尤其是擔任了鐵路修築工程的工程師以後，照片上的他，沉穩而沉默，眉宇之間思慮重重，內憂外患的中國已經將他裹脅在其中不得解脫了。

漢口的這幢房子，依長江從上游流向下游的水道平行，也是面臨洞庭街而建，坐西北而朝東南。中國居屋是最講究朝向，講究平行對稱，講究方正厚實。這些，詹天佑在房屋設計時都考慮到了。樓房結構和樣式仍然是西式的，兩層樓，磚木混凝土結構，紅色西式瓦頂，瓦脊聳起寬而不高，是西方在二十世紀初期較為流行的仿日式瓦頂風格，屋頂上聳起的一隻老虎窗特別醒目。

屋子正面，木質鑲玻璃大門兩扇對開（如圖），門廳兩邊的木質牆面上方形鏡框里寫著有關陳列館的介紹的文字。正中走廊，兩邊房間。走廊左邊第一個門進門是客廳，現在作為了陳列室 走廊右邊的是詹天佑的書房兼工作室（如圖），深褐色的木質門扇歷時八十年，至今也沒有損壞。詹天佑在這間朝南的書房裡寫作了好幾部作品——《京張鐵路工程紀略》、《京張鐵路標準圖》、《華英工程學字彙》——後來都在武漢出版。

根據詹氏親屬提供的照片，這一間書房已經恢復成1919年之前的樣子。

對門靠牆擺著一隻矮茶几，兩邊各擺一把木頭藤條製成的扶手椅。窗下有一張書桌，桌邊一張靠背椅，書桌上擺著筆墨紙硯的中式文具，幾支毛筆插在一支青花瓷的大筆筒里。左邊牆壁上安有壁爐，壁爐前放著一張可以搖動的藤皮鑲木躺椅。右邊一整面牆開一扇寬大的半圓形拱券的玻璃鑲木的門，門通往封閉式的門廊，玻璃為凸凹雕花，歲月在塗抹了淡淡的懷舊的黃色。房間所有的傢具都為發亮的深褐色，典雅的古板。傢具的樣式和房子的風格相似，地道的西式但卻帶著一股濃濃的中國味道。

夏天，打開這扇半圓形的寬大的門，打開門廊上所有的窗戶，南風長驅室內，一室清涼；冬天或是春天和秋天，天氣晴好的日子，陽光從南面照過來，穿過門廊一直照射到茶几邊和書桌邊，光亮透過玻璃拱門，投下一大塊燦爛的大塊面。這時，將那一張躺椅移到陽光之中，微微的溫暖中熏熏入睡。

一樓樓梯後面，有一扇通往後院的小門，當年，詹天佑在後院建造中式園林，壘起了數峰峭拔剔透的太湖石，中有宛延的花徑，植樹養花，辟一方幽靜閑雅的天地。如今這個後花園早已被毀，二十世紀中葉，這裡是漢口鄱陽街小學的網球場，後來，好幾個機構蠶食鯨吞，只剩下眼前所見的小小一塊水泥地坪了。

有這麼一張照片，詹天佑和他的兩個女兒兩個兒子倚在假山石頭上，真沒想到當年屋子周圍的空間有這麼大。時間將這一切吞噬，對著面目全非的一切，想象都是無根的飄萍。曾經在《序》里，我寫道：「殘磚斷瓦，石灰和水泥的城市廢墟」。其實，時代變遷，有的時候，斷瓦殘磚也不會給後來的人留下。

在那一個年代，洞庭街的對面沒有建起高層樓房，從這二樓的陽台上，可以看很遠很遠，一直看見長江，風景十分開闊。

三、生於憂患死於憂患

資料：1919年4月24日，詹天佑因病不治在漢口逝世，享年五十八歲。其家人變賣房產，離開這一塊傷心地。

陳列室里的有一張照片，拍攝於1872年的上海：三十個準備派去美國的孩子，瘦瘦的，黑黑的，腦袋后拖條辯子，畏縮著擠在一塊「輪船招商總局」的大牌子底下[2]。十一歲那年，坐著越洋的大輪船，穿過波濤滾滾的太平洋，走三千裏海路到美國，那時候他心裡在想什麼？前途、事業、責任和報負，對於一個小小的年紀的孩子來說，似乎都是一些過於抽象過於空泛的過於沉重的字眼。但是，也許在那個時候他已經開始了他的思索。中國的亂世，亂世中的他鄉異國，他鄉異國堅持不懈的儒學教育，東方的孩子可以早熟[3]——早熟，意味著他過早地將國家的重望負荷在自己的肩上。以一百幼童留洋之舉來拯救一個病入膏肓苟延殘喘的古帝國，整件事有點像當年秦始皇命徐福派三千童男童女海上求仙丹一樣的滑稽——對於一個即將覆亡的國家寄託著最後的希望，讓一群孩子來承受希望的壓力。

所以，詹天佑終其一生勞心勞力，奔波勞碌，身入險地，身先士卒，因為他生於亂世，因為他肩負了這個國家於他太多的期望，所以他一直辛勞至死。他一生之中最快活的日子在耶魯，穿著白色運動衫手裡握著棒球棍，球場上吹響著尖銳的哨子，場外看台高聲的叫喊，一棒重重地擊出，白色的球在藍天下劃了巨大的優美的弧線……許多年後，在漢口他的居所里的那一間書房裡，燈下，面前的長條書桌上攤開了川漢鐵路修築的圖紙，更深夜半，鐘錶滴嗒地走著，夜幕沉沉的中國，他有沒有想到太平洋對面曾經有過的那一段美麗而平靜的生活？此後，在他的一生之中，不會再有。

回顧他一生的故事，的確讓人生出許多感嘆——從幼小到成年，美國的生活熏陶和美國的文化浸染，並沒有使他和他的故土遠離，相反地卻推得更近——回到中國，年輕的詹天佑自發地參加馬尾海戰中去，帶著他不可遏止的悲憤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腐朽落後的中國和強盛發達的西方國家之間巨大的反差，對於一個剛剛歸國的年青人是一個很深的刺激。曾經我們不斷地宣傳詹天佑的愛國精神和愛國事迹，但是，是否有人關注過他的內心，關注過他的思想發展的軌跡，關注過他為這個國家所做過的一切艱辛困苦的努力？

1912年，孫中山辭去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一職，以鐵路總監的身份制定了全國鐵路修造的計劃，準備實施他建設中國的理想。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詹天佑來到了湖北，漢口七年，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動蕩不安的一段歲月——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袁世凱稱帝，蔡鄂雲南兵變，1916年孫中山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1917年至1918年，護法運動從開始到失敗，孫中山的建國之夢成為了泡影。

中華民國立國不穩，詹天佑一力主張的科學救國的道路也就走得愈加艱難。粵漢鐵路的最初的一段——武長鐵路（武昌到長沙）——因為事先約定好的西方國家的借款遲遲不到，再加上很多人為的牽扯，原定於1916年通車，結果延至到1918年才全線通車，全長三百里。漢口至宜昌的鐵路——漢宜線——1914年開工，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國德國在中國的銀行停閉，約定好的鐵路借款提不出來，工程進行到首期只好停工。

1914年，漢口召開「歐美同學懇親會」，留學歐洲和美國的中國學子的一次聚會活動，詹天佑在會上呼籲年輕人：「各盡所學，各盡所知，使國家不受外辱，足以自立於地球之上。」這一段話是他發自內心深處的最真切的最痛切的感受，不吐不快，數十年在中國國土上搞工程建設搞科學救國所遭遇的嚴酷現實讓他痛心疾首，貧窮、愚昧、落後、分裂、動蕩，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要想為國家為民眾辦一點實事，真是太難了！

他仍然留在漢口，他等待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然後再抓緊完成修築漢川鐵路和粵漢鐵路的計劃。有了貫通中國的南北和東西的兩條大鐵路，其它的一切事相應的來說都要好辦得多了，他想。一個正在逐步實施的工程計劃，工程進行得很緩慢很艱難但是他從來就沒有想過放棄。

在漢口這一幢老房子的大門口，石頭台階下不遠，1919年之前在這一方院子當中是搭了一個花架子的，白色的木頭架成的方格子，上面掛滿了葡萄藤。在這張照片上，詹天佑和夫人，還有他們的孩子，都站在房子前面的石階上，葡萄架樹在他們的旁邊，房子在全家人的背後聳立著，像一個堅固的安穩的鳥巢，然而他的心卻不是安穩的安定的，永遠有一種「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的感覺，如同十一歲時在那一艘大海船上，身子底下是顛簸的起伏不定的太平洋。

1919年1月的去海參威開會，他不會想到死，一生受過了太多的艱辛和困苦，他認為他的意志他的身體是挺得住遠東的嚴寒和冰雪，沒想到他最終沒能夠挺住。

和很多事業心極強的人一樣，平常，他也並不是太看重自己的身體，曾經在山海關內外修築鐵路的那一段日子，為了保證施工進程和質量，把家搬到工地，夫人小孩和他一道住進荒野中的簡陋工棚，和工人一起「翻山越嶺，風餐露宿，日夜奮戰」。後來幾年，他來到湖北，擔任川漢鐵路總工程師兼會辦（行政職務），身份變了辦事的作風沒有變，仍然堅持親身深入工地，直接參与指揮修築宜昌到萬縣鐵路的工程。

1912年來到漢口，步入了他的鐵路生涯中的最艱難的一段時期。

1919年被任為協約國兼管遠東鐵路會議代表兼該會技術部之中國代表，那一年他已經五十八歲了，中年已過，他愈加覺得任重而道遠。

那一個寒冷的冬天，他披上大衣提上皮質的公文包，拉開玻璃門走出這一幢房子，他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平平安安地回到家裡。一年到頭奔波跋涉，離家，對於他是一件平常的事。當時，惟一讓他掛心的是這一次國際會議上是否能夠爭得中國對東三省鐵路主權所有，除此以外的事，他幾乎沒有心情去考慮。

1919年1月，海參威會議在冰天雪地的北地嚴寒中召開，與會的西方各國虎視眈眈地準備好爭奪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所能夠瓜分到的國際利益，羸弱的中國是不可能和列強爭鋒的。會議時間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吵鬧中一再拖延一開數月，後來開會地點由海參威移到了哈爾濱，一個緯度更高更寒冷的城市。1919年3月，詹天佑致電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堅決反對中國鐵路由國際共管。

1919年4月，他在哈爾濱病倒，氣候的嚴寒加上心情的鬱悶和憤激。實在支撐不住了才離開東北，一路上乘火車由北至南長途顛簸勞頓，4月20日回到漢口，當天就住進了漢口的一所教會醫院。但是，已經晚了，二十世紀初，抗生素藥物還沒有問世，一次較為嚴重的感冒就可以奪去一個人的生命。資料記載詹天佑「因為操勞過度引起腹疾複發」，病程非常短促。躺在醫院的病榻上，生命垂危之際，他留下遺囑：「一、振奮工程師學會活動；二、慎選人才管理俄路；三、建成漢粵川鐵路的全程。」此中最後一條，是他的一生的遺願，也是他一生的遺憾，死的那一刻，他的心中一定很悲涼……

四天之後，1919年4月24日，詹天佑在醫院去世，整個病程不到一個月。漢口各界名流要人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儀。

當年，詹夫人便賣掉了這一幢由自己丈夫親自設計的全家居住了七年的房子。1922年，她將丈夫的靈柩由漢陽廣東山莊遷到北京西郊，同年，詹天佑的全身銅像在八達嶺青龍橋火車站塑成。1982年，詹天佑的靈柩遷葬於青龍橋火車站。

1919年，詹夫人帶著孩子離開漢口。

我來到這裡已經是八十二年以後了，太陽光灑滿了門前的小院子，白色的木格子花架沒有了，綠色的葡萄藤蔓沒有了，當年在葡萄架下玩耍的小孩子已經在遠方老了，但是老房子還在原處，莊重地敦厚地端莊地聳立在西下的太陽光里，人去樓空的，兩扇厚實的鑲玻璃木門掩住了它的滄桑和寂寞。

出來走到街上，朝前走幾步就是街邊的集市，賣水果，賣菜，賣雜貨，堆垃圾，佔道經營，嘈雜擁擠，空氣中飄散著瓜果腐爛的味道，街道兩邊的陳年老舊的房子成為這一切的背景——這就是漢口的背面，一個被現代人遺忘的角落，就像剛才的那一幢老房子一樣……